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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7日，韓國首爾，一名示鼎曜餐飲製冰機威者在警方噴灑的滅火劑煙霧中焚燒反日標語，抗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
　　胡令遠
　　復旦大學
　　日本研究網站優化中心主任
　　戰後的前50年，世界大格局無疑是美蘇兩極世界的建構與解構。後50年，我們預計，世界將逐步走向中美關係對人類歷史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雖雲多極但向G2傾斜”的時代。而現在正處於這一時代的前半預防癌症須知段，是事物由量變到質變積累過程中逐步走向中線臨界點的時期。雖然大趨勢難以逆轉，但這一時期無疑容易出現重要變數，因而是一個相關各方特別是有戰略性重大利益關切的主要國家加大博弈力度的高度風險期。
　　因為是改變世界格局的大趨勢，所以即便從國家利益比重的角度，對這一趨勢最為敏感、反應最為激烈的，以國家而論，是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國和緊隨中國之後的日本。這是絲毫不足為奇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既定軌道前行，中美日關係聚焦於這個軌道的“切點”上：msata美、日上下其手，力圖使中國行進在下切圓的軌道。因為常識告訴他們，一旦越過中線成為上切圓，慣性的作用即意味著要多付出的代價。而接近“中線”的上下切點，離心率都非常高，很容易失控，象徵著這是一個高風險甚或高危期。
　　而當下預示這一高危期的象徵，可謂集中體現在“安倍風險”上。所謂“安倍風險”，即日seo本首相安倍晉三蓄意推高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引發危機的風險，企圖最大限度地藉此激發國內的民粹主義，實現擴軍修憲的政治軍事目標；同時，“安倍風險”也包括日本拉戰略東移的美國下水，推高中美在東亞直接對抗的風險，以求漁翁之利。
　　“安倍風險”的形成原因
　　內因是事物變化的依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安倍風險”亦如此。
　　冷戰後日本的“三個神話”相繼破滅。首先，戰後日本最引以為榮的“經濟神話”破滅，其後長達20 年也沒有恢復元氣；其次，“1955年體制”下自民黨長期執政的“超穩定政治神話”終結，代之以“十年十相”的政局亂像；第三，以“奧姆真理教”沙林事件、東北大震災引發的核電站事故為標誌的戰後“社會安全神話”被打破。
　　與上述“安倍風險”形成的國內社會基礎密切相關，在野黨、執政聯盟包括自民黨內派系之間，因為選舉政治的原因，它們對安倍的制約大大弱化，這也是“安倍風險”不斷得以加大的內在要素之一。
　　此外，安倍本人信奉的以岸信介為範本的極端保守、反動的政治理念，無疑是“安倍風險”最重要的內在驅動力。加之“梅開二度”對安倍來說意味著是最後的機會，所以“安倍風險”繫數非常大，具有執著性的同時，也帶有“孤註一擲”的冒險性和瘋狂性特征。其悍然參拜靖國神社，即為表現之一。
　　2013年，地緣政治中海洋權益的效應也愈發凸顯。日本是一個戰略資源極度匱乏的發達國家，在陸地資源幾乎開發殆盡的情形下，當代日本戰略家高阪正堯指出，日本除了向海洋要資源、圖生存之外，別無出路。1994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正式生效之後，日本藉機正式確立了“海洋立國”的國策，大力推進包括將沖之鳥礁改造成“島”等擴展“藍色國土”的海洋戰略。近年，中國逐步確立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這本來是自身發展過程中的題中應有之義，也並沒有以此威脅日本的主觀意圖。但安倍處心積慮，以地緣政治的心理效應，以及作為島國日本的國民因為資源、海上運輸線的先天不足和脆弱性而形成的對海洋權益的敏感性，利用釣魚島主權爭端宣揚中國的“物理性威脅”，放出“安倍軍事學”的“安保三支箭”，就容易具有煽動性和欺騙性。
　　另一方面，儘管美國重返東亞，“再平衡”的選項很多，但從實踐來看，無論是其自身，還是對其盟國，在海洋權益方面制衡中國是其首選。對此不失時機地加以利用，不言而喻也是形成“安倍風險”的重要外部因素。
　　“安倍風險”的四大挑戰
　　首先，“安倍風險”將在安全領域對中國和平崛起構成重大挑戰。
　　這表現在三個層面：在雙邊關係上，因為任期內修改和平憲法是安倍最重要的政治目標，所以為達此目地，他必然會蓄意分階段、有步驟地不斷利用釣魚島等挑起事端，中日關係也就因而難有寧日。特別是嚴峻對峙下的東海海、空域發生其蓄意為之、或擦槍走火的風險，不僅會長期存在，而且不能排除發生局部軍事衝突的可能。在地區層面，今年安倍將在去年放出“安保三枝箭”的基礎上，實質性推進解禁集體自衛權，一旦實現這一目標，安倍將迅速與菲律賓、澳大利亞，甚至越南等進行針對中國的實質性軍事合作，給中國的周邊安全戰略製造麻煩。在全球層面，安倍可以更放手地要求歐美在武器出口、高科技轉讓等方面對中國的限制，在世界軍售等領域杯葛中國。
　　不言而喻，在所有三個層面中，日美同盟都起支撐作用。特別是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之後，日美同盟的內涵，包括軍事合作的區域範圍、一體化程度等將發生重大變化。此外，安倍上臺後還一直熱衷於在所謂地球儀外交中搞“2﹢2”，以期在多種層面中對中國形成牽製作用。這一切，說明“安倍風險”在安全領域，將對中國的和平崛起帶來重大挑戰。
　　其次，在道德制高點上將帶來全方位挑戰。由於歷史原因和自身特點，戰後日本外交實踐中向以經濟為支撐，但安倍無論是在第一個任期，還是“梅開二度”，都高調祭出“價值觀外交”，傾力打造“價值聯盟”，意圖從軟硬兩方麵包抄中國。
　　再次，安倍風險還體現為外交上充當圍堵中國領頭羊的高度自覺意識。無論是在地區層面的遍訪東南亞，還是在世界範圍都有所表現。
　　安倍上臺以後，一是一反戰後日本外交一向低調的傳統，表現異常活躍；二是針對性非常強；三是肆無忌憚——幾乎在所有訪問國都公開指責詆毀中國。他在精心編織對華包圍網絡時，公開宣稱要成為制衡中國的“領導者”，做圍堵中國的領頭羊的意識可以說高度自覺。
　　最後，“安倍風險”還存在著“綜合安全保障”方面的挑戰。“2﹢2”之外，安倍還熱衷於以經濟援助捆綁安保以制衡中國，這特別表現在他的東南亞和非洲外交上。結合上述三個方面，僅就東南亞而言，“安倍風險”已經給中國造成重大挑戰。即中國要付出更多的外交努力和資源，才能對沖。而在即將啟動的“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的制定過程中，中國也會面臨更多更複雜的局面。
　　管控“安倍風險”
　　對於中國來說，管控“安倍風險”可依以下三策：
　　一是中美構築新型大國關係。由於日美關係的特殊性，如果中美關係能維持相對正常狀態，日本就不會走得太遠，“安倍風險”亦在可以管控範圍。一方面因為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大戰略對手，利用日本制衡中國將成為其長期的地緣政治戰略取向，另一方面中美之間也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把握好相對的兩個方面的平衡點，同時也是制約“安倍風險”的關鍵點。此外，日美之間在現實利益和對二戰成果的態度方面存在明顯的結構性矛盾，這也給中國提供了降低“安倍風險”危害性的機會。
　　二是清楚認知“安倍風險”的道德短板。由於安倍本人持有非常保守、反動的哲學理念和歷史觀，包括美國的主流媒體，歐洲議會等對安倍在參拜靖國神社、慰安婦等問題上挑戰人類道德底線的言行予以了嚴厲批判。中國應在國際和日本國內加大對“安倍風險”道德短板的揭露，使安倍的“價值觀外交”和所謂“積極的和平主義”不攻自破。
　　三是要以地緣經濟優勢破解“安倍風險”的綜合安保設想。中國應以東南亞為中心謀劃大周邊外交格局，推進“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破解以經濟捆綁安保的“安倍風險”，中國具備優勢。
　　展望未來，如果“安倍經濟學”不崩盤，“安倍風險”將使未來數年中日關係總體下行的趨勢難以逆轉。除了做好上述降低“安倍風險”的工作之外，針對東海海、空域不測事件，應相機實質性推動危機管控機制的建立；做好日本今明兩年解禁集體自衛權乃至修憲的精神、外交及軍事鬥爭準備。
　　總體來說，除非發生重大變局，中美之間總的大趨勢還是朝著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方向走，這是我國外交的成敗所在，也是能否和平崛起、實現中國夢的關鍵所在。在這樣的前提下，“安倍風險”效果有限。但同時需要防止的是，日本走向孤立，從而最終擁核，這是最壞的結局。在這方面，需要中美共同努力。
　　（本文選自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1月14日發佈的年度國際戰略報告《失範與轉型：復旦國際戰略報告2013》，有刪節。）　　（原標題：“安倍風險”：近期中日關係的關鍵變量）